2014年3月2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首次提出“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并强调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此后，习近平主席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反复阐释“文明交流互鉴”的内涵和重要性，并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观。那么，如何更好地加强世界各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或者说探索世界文明间交流互鉴的路径，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在讲清楚“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内涵的基础上，探索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路径、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平台机制以及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媒介载体，也就成为新时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理念的重要举措。
传统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路径
所谓“传统”是指1840年以前的中国古代社会；所谓“中”是指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疆域；所谓“外”是指今天中国疆域以外的其他区域；所谓“路径”是指实现文明交流互鉴的道路、方法。就世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问题，各国学者早就注意到，如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曾说：“不同文明的接触，以往常常成为人类进步的里程碑。”又如蔡元培先生曾说：“一种民族，不能不吸收他族文化，犹之一人之身，不能不吸收外界之空气及饮食，否则不能长进也。”所以，传统中华文明的发展和不断走向辉煌，既离不开中华民族自身的努力，也离不开与世界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正如孔子回答弟子子张“十世可知”问题时所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应该说，五千年中华文明皆是通过特定的路径和介质，不断地损益和吸收自身此前文明、其他区域文明的结果。
由于受传统社会交通条件的限制，中外文明交流的路径并不复杂，先是通过路陆，后主要通过海陆将中华文明的成果传递到世界各地，并将其他区域的文明成果引入到中国，从而成为中华传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主席将这两条路线概括为“一带一路”（TheBeltandRoad，缩写B&R），也就是2013年9月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10月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就传统中外文明交流的路径而言，唐代以前主要是通过路陆与其他区域的文明进行交流与互鉴的，标志性事件主要有张骞通西域、甘英出使大秦以及法显、玄奘西游等；随着中国造船技术的提升和指南针的发明，宋代以来海陆交通逐渐成为中外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五、六百人”的大帆船借助指南针可以横跨印度洋，并到达非洲东海岸，其中以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为代表。这支船队先后到达37个亚非国家，成为中外文明交流的友好使者。
张骞在中外文明交流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他出使西域以及对西域的苦心经营，使西域区域成为此后传统中国社会与中亚乃至更远区域文明交往、交流和互鉴的桥头堡。据《史记》《汉书》等传世文献记载，张骞“通西域”始于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终于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前后经历了二十余年的事件，出使的国家包括大月氏、大宛、康居、大夏以及诸旁国，在当地享有极高的威望。比如《汉书·张骞传》中说：“（骞）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张骞凿空，诸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张骞及其团队对沿途环境特别是匈奴地区环境的了解，为维护国家稳定、民族团结以及为当时乃至此后中国中原王朝与西域的交往都奠定坚实的基础。
继张骞之后，东汉时期甘宁奉命出使大秦是中西文明交流史上的另一重要事件。甘宁出使见于《后汉书·西域传》：
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这段记载亦见于《晋书·四夷传》，内容基本相同。就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的原因，有学者给出两点理由，一是“打破安息垄断，探寻直接同大秦贸易的通道”；二是“宣扬汉威，招徕外域使臣”。尽管由于安息人的阻挠，甘英并未达到目的地，但是他也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如“把张骞的探险事业推进了一步”“扩大国际交往，推进中西各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以及“增加东汉对西方世界的了解和认识，进一步打开中国人的眼界”等。
“丝绸之路”一词尽管出现的并不早，是19世纪70年代由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中国旅行记》一书中首先提出的，但是中国古代路上“丝绸之路”的开辟至少可以追溯至公元前2世纪的张骞出使西域及其对这一区域的经营，至18世纪中期清朝后期结束，维持了近2000年的时间，主要路线分为三道：从长安（今西安）或者洛阳出发，西经河西走廊、敦煌，在新疆的伊犁和喀什通向中亚，从莎车南去印度，西南去阿富汗地区。正如有学者说：“丝绸之路既是一个文化交流主通道的抽象历史概念，同时还是一个具体的地理概念。地理区域以欧亚大陆为主，中枢地域或说中介地域就是我国古代史籍广泛指称的‘西域’。”从这样的角度说，“丝绸之路”成为沟通世界几大文明区域的主要通道，也是传统中国社会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路径。
海上“丝绸之路”是另一条传统中国社会时期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路径。随着造船技术、航海技术的提升，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形成，主要分为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在路上“丝绸之路”衰落的过程中，海上“丝绸之路”则逐渐上升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主要路径。据学者研究，从东海启航的海上“丝绸之路”至少可以追溯到周王朝建立之初，“派箕子到朝鲜传授田蚕织作技术”。从南海启航的“丝绸之路”则“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唐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通过“丝绸之路”这条海上大动脉，将中国与世界各地连接在一起，彼此之间开展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艺术等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对话与碰撞，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所作出的一项重大贡献。
应该说，1840年以前，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主要路径是路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而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先民们，由于主要从事于稳定的农业文明，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过程中差不多皆扮演着友好使者的角色。而以游牧文明、海洋文明为特色的其他区域的人们，在与世界其他区域文明的交通过程中则主要扮演侵略者、掠夺者的角色。如有学者在评价基督教文明时说：“西方殖民开拓者们在东方的活动，乃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的赤裸裸的劫夺。他们展开了一幅充满血与火的画卷，……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文明交往的暴力特征，由于西方基督文明固有的性格而更增强了它的烈度。”所以，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也并非皆是温和的，抢劫和掠夺也时常会充斥其间。
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平台搭建
这里所谓的“平台”是指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场域。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时期对外交通相对单一，文明与文明之间交流的场域自然也就比较简单，比如自汉代时期就开始经营的“西域”，是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桥头堡；自三代时期在沿海建设的码头，如码头，如泉州、广州等以及出发的船只，成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场域；比如自魏晋时期以来出现的游离活动，如法显、玄奘到今天的印度进行的文化交流活动，如马可波罗、利玛窦等人在中国的活动。如果说传统中国社会时期的“平台”相对单一的话，新时期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平台呈现多元多样的趋势，如习近平主席倡议的“一带一路”；各国所搭建的各类文化交流平台，如中国举办的“良渚论坛”“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博鳌论坛”等，如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哲学大会等。这些平台和活动，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交流、碰撞、理解和尊重，加速着全球文明多样性和人类社会的和谐相处。
“西域”是传统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沿阵地、桥头堡，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西域”狭义上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东，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诸国。广义上是指中国人向西能到达的地区或者中华文明影响到的区域，包括今天的新疆、中亚、西亚、南亚，甚至包括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等区域。西方的农作物、香料、乐器以及宗教文化等通过这个平台传入中国中原地区，并逐渐融入中华文明。如有学者说：“西汉时期张骞‘凿空之行（前139-前115），将中国与西域的交往带入了一个历史新阶段。这条被后世学者称作‘丝绸之路’的中西交通要道，兴于汉，盛于唐。整个中古时代，西域物品便主要通过这条西北陆上交通枢纽传入中国。’”此外，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金银器以及思想文化等则通过这个中转站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西方了解中华文明的重要介质。
随着唐代时期“广州通海夷道”的兴起，由出发自中国广州、泉州等港口的货船及来往于波斯湾的远洋航线，成为传统中国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以郑和下西洋为例，有学者这样评价说：“15世纪初，郑和七下西洋，史无前例的大批中国人走出国门，走向海洋。从‘西域’到‘西洋’，标志着中国对外交往发生从陆向海的重大转折，也标志着人类交往从陆上向海上的重大转折，促进世界文明互动中心脱离了欧亚大陆，转移到海上；一个海洋的时代宣告到来，最终决定了世界的走向。”当然，以郑和为代表的远洋航海及其文明交流是和平性的，被学者成为“国际交往中睦邻友好的使者”，其航行前后28年，所到国家和地区达30多个，皆赠送给国王厚礼，以中国丝绸、瓷器、铜铁器和其他工艺品交换当地的特产；回国时不少国家的元首派使臣前来，并回赠给明朝皇帝以珍宝特产。
时至今日，中国传统社会开辟的这些贸易平台仍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为更好的传承和发展“丝绸之路”精神，从2017年开始筹划“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欢迎宴会上的祝酒辞》中所说：“2000多年前，我们的先辈们就是怀着友好交往的朴素愿望，开辟了古丝绸之路，开启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大交流时代。今天我们传承古丝绸之路精神，共商“一带一路”建设，是历史潮流的沿续，也是面向未来的正确选择。”并强调指出，“一带一路”建设承载着“我们对文明交流的渴望”“我们对和平安宁的期盼”“我们对共同发展的追求”“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随着“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深入推进，“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已经成为各国“谋求高质量发展”和“寻求最大公约数的最有效路径”。
自20世纪80年代，孔子、儒学成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过程中一张靓丽的名片，并搭建了诸多较为成熟的交流平台。1984年，经中共中央批准，由民政部注册，文化部和旅游部与山东省共管的全国性文化学术基金会成立，宗旨是通过社会募集运作基金，组织和推动海内外学习、研究、传播、弘扬孔子思想、儒家学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动，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构建和谐社会服务；为增进海内外华人团结、实现祖国统一服务；为促进世界文化交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1994年，国际儒学联合会在北京正式宣告成立，1995年在中国民政部注册登记，是国际性学术文化联合组织，由中国、韩国、日本、美国、德国、新加坡、越南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与儒学有关的学术团体共同发起，其宗旨是弘扬儒学文化和一切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推动儒学文化、亚洲文明与世界其他不同文化文明的互学互鉴，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各国共同发展服务，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服务。1996年，孔子研究院经国务院（国函办〔1996〕66号）批准设立，是儒学研究专门机构；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主席视察孔子研究院，在此地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发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并赋予其“在世界儒学研究和传播中充分保持话语权”的历史使命。为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讲话要求，开始筹建“孔子学院总部体验基地”，并于2019年面向中外游客公益开放，逐渐成为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而孔子研究院也逐渐成为国际性中外文明对话和学术交流的高端平台。
继2007年发起的“世界儒学大会”以后，2010年9月，首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孔子出生地曲阜尼山召开，该论坛以开展世界不同文明对话为主题，以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为目的，以学术性和民间性、国际性与开放性相结合为特色的国际文化学术交流活动。截至2024年，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共举办十届，主题分别为：“和而不同与和谐世界”“信仰、道德、尊重、友爱”“不同信仰下的人类共同伦理”“传统文化与生态文明——迈向绿色·简约的人类生活”“同命同运相融相通：文明的相融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照鉴未来”“文明对话与全球合作”“人类文明多样性与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共同应对全球挑战”以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正如《第十届尼山文明论坛共识》中说的：“十四年来，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专家学者、业界精英和国际政要汇聚尼山，共同商讨以和而不同营造和谐社会，探究不同信仰下人类的共同伦理，切磋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与人类共同价值，挖掘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时代意义，倡导在赓续传统的基础上建设现代文明，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文化条件和文明观念。”应该说，这些主题皆是围绕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展开的，是新时代中国搭建的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高端学术平台。
中国积极搭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国际平台的同时，世界其他国家也在积极搭建各类高端平台，其中奥林匹克运动会具有非常显著的特征。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起源于公元前776年，至349年废止，总共举办293届。有学者评价说：“希腊通过奥林匹克竞技文化塑造出卓越、勇敢、和平、神圣、团结、共同体等基本价值，并由此构建出希腊城邦的一套德性体系与政教体系，也成为孕育欧洲现代文明的源泉。”1892年11月25日，顾拜旦在巴黎发表《奥林匹克宣言》，被视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起点，开始携手参会国家共同构建一项现代文明伟大工程。如有学者评价说：“奥林匹克运动是人类面对困境时放弃争端、团结友爱、充满韧性和希望的象征，奥林匹克文化是连接全世界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信仰的青年人的纽带。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树立起和平旗帜，通过运动这一跨众多纷争的共同语言，为世界各国搭建友好共处、相互交流的桥梁。”同时，随着在不同文明区域、不同国家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逐渐成为展现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的国际性舞台。
当然，随着全球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升，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文明与文明之间的交流呈现加速增长的趋势，并长期坚持举办相关的论坛、会议，有的是区域性的平台，如亚洲博鳌论坛、南南合作与全球发展论坛、欧洲论坛等；有专项性的论坛或者大会，如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世界哲学大会、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孔子——亚里士多德论坛、中韩儒学交流大会、国际儒学论坛等。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进而提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重要论断。诸如此类论坛或者大会的召开，所搭建的是世界各种文明、文化交流合作的学术平台，所邀请的是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不同民族的学者，进而形成全球一体化背景下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广阔平台。
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载体探索
所谓的“载体”是指“能够传递能量或者运载其他物质的物质”或者是指“能够承载其他事物的事物”。就文明交流互鉴的“载体”而言，就是能够传递中华文明或者世界其他区域文明的“物质”或者“事物”。一个文明共同体会有很多种“物质”或者“事物”构成，除那些偶然的因素外，为更好地进行文明交流互鉴则需要将那些最能够代表文明体的精髓提炼出来，并与其他的文明进行交流和互鉴，正如“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在阐释“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时说的“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意思是说，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的立场，要将最能代表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的“物质”或者“事物”提炼出来，然后与其他文明再进行相应的交流与互鉴。
就中华传统文明的核心载体而言，从汉代时期就有学者进行探讨并为后世学者所认可，如夏曾佑先生曾这样说：“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很显然，黄帝、周公和孔子是中华传统文明最重要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载体。黄帝，被称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在传统中国社会其地位是极高的，用司马迁的话说就是“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不仅使中国走出“神农氏衰”的困境，而且重新走向辉煌；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始垂衣裳，作为黼黻。治民以顺天地之纪，知幽明之故，达生死存亡之说，播时百谷，尝味草木，仁厚及于鸟兽昆虫，考日月星辰，劳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财物以生民”。应该说，这里举黄帝，一方面是本人的贡献，另一方面是代表他之前为中华文明作出重要贡献的先民。
周公，应该是黄帝之后对中华文明作出重大贡献群体中最重要的代表。正如梁漱溟先生评价说：“中国数千年风教文化之所由形成，周孔之力最大。举周公来代表他以前的那些人物；举孔子来代表他以后的那些人物；故说‘周孔教化’。”认为周公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具体制度的创作上，也就是“礼乐制度之制作”。应该说，周公“制礼作乐”及其作用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极为深远，如杨向奎先生曾赞誉说：“没有周公不会有武王灭殷后的一统天下；没有周公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传统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应该说，周公是中国此前文明的集大成者，也是被称为“元圣”的依据，也就是第一位“圣人”的意思，是中华礼乐文明的重要奠基人。
孔子，无疑是五千年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标识，被孟子称为此前文明的“集大成”者。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最早将其称为“至圣”，赞叹说：“《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孔子被后世给予极高的赞誉，将其称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万世师表”。如钱穆先生赞誉说：“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开其新统。”孔子将此前的中华文明精髓集中在自己手中，其中最要的工作就是整理“六经”，也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用司马迁的话说就是“备王道，成六艺”（《史记·孔子世家》），进而结合社会需要进行“因革”“损益”的工作，为此后中华文明奠定深厚的根基。
“六经”承载着的是“先王之道”，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髓。孔子整理后并赋予其特殊的教化功能，如《礼记·经解》开篇就对此有非常精到的阐释，孔子说：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
其实，“六经”不仅承担着传统社会的“教化”功能，而且也是后世中国人打开中华上古文明的一把钥匙。当然，由于“六经”文献文简而义博，甚至其中蕴含着孔子的“微言大义”，需要进行注疏、章句、讲读和疏解等工作，使得儒家文献浩如烟海，但是其核心文献无疑是“五经”“四书”和“经传”类文献，也就是后世总结的“十三经”。这些皆应被视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皆应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
从这样的角度说，新时代的中国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进而“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就要将以黄帝、周公、孔子为代表标志性人物和以儒家经典“六经”为代表的经典文献中蕴含的中华文明内涵“讲清楚”，这理应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其中，孔子儒学“所强调的仁爱、仁政和家国情怀得到充分展现，世界人民真切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中华文明中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得到更广泛传播”，也就是要加快中华经典外译工程的进度，如“儒家经典外译”“中华学术外译”“安乐哲翻译中国”等，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重要载体。
在让世界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同时，新时代的中国也应推动代表其他区域文明的典籍翻译成中文的进度。进入新时期以来，世界其他文明区域学术著作的翻译与出版进程加快。其实，这项工程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就已经开始启动。据学者不完全统计，从1978-1987年间，中国翻译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术类著作的数量就有5000多种，其中以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以及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来”等为代表。此外，中国出版界推出的海外学术翻译著作，代表性的还有“西方哲学研究翻译丛书”“海外中国研究研究系列丛书”“全球汉籍合璧工程”等。应该说，这些海外学术著作的翻译与出版对中国了解世界、理解世界，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
应该说，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路径，既包括开发和利用传统的“丝绸之路”，实现陆上交通和海上交通的新突破，也就是高质量建设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一带一路”，实现“旧瓶装新酒”，在新的时代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新的动力。同时，世界各文明、国家（地区）、民族也需要为彼此之间的文明交流互鉴搭建新平台、寻找新载体，从而推动文明之间更好的交流互鉴，实现费孝通先生所畅想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好愿景。这样愿景的既能够保留各文明体自身的独特性，也能够满足世界文明共同体建设的普遍性，进而构建更加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文明新格局。
【作者简介】魏衍华，历史学博士，孔子研究院科研管理部部长，研究员，首批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入选山东省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兼任中华孔子学会理事、论语学研究中心秘书长、《论语学研究》主编。
本文为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山东省社科规划重大委托项目“文明交流互鉴路径研究”（批准号：22AWTJ30）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