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将“精气”说与儒家思孟学派的“诚心”思想结合起来，进而推阐自身的治国理念。这种贯通融合“精气”“诚心”的思路，彰显出《淮南子》会通道儒、以儒补道的汉代黄老特色，反映出其所具有的极为强烈的经世治国的时代精神。

　　《淮南子》在哲学上，对生命赖以存在流变的自然之“气”极为重视。“气”作为一种生命要素，从老庄以来就得到不同程度的阐释，形成具有鲜明道家特色的“养气”思想。老子虽对“养气”谈论较少，但已从宇宙生成与养生技术的角度，对“气”有所论述。庄子更是着眼于主体精神的自由状态，阐言养“气”以得道的生命哲学及境界。《淮南子》对“气”的认识，主要渊源于老庄，同时也受到先秦阴阳家、儒家“气”论思想的影响。

　　“养气”与个人生命的生发

　　在中国思想史上，《淮南子》是较早明确提出“气”化论宇宙观的著作。《淮南子》“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的“宇宙生气”思想，为生命创设了一种自然主义的生存图景，使人类作为主体化的生命存在得以与“气”的宇宙构成要素建立起内在沟通关系。

　　《淮南子》认为，“气”的产生与作用促使世界从“虚无寂寞”的原初状态，逐渐演进到“阴阳错合”的和谐状态，并在此过程中化形而成自然事物。基于这种“气”化论的世界演生理念，《淮南子》推阐老子“万物负阴以抱阳，冲气以为和”的思想，不仅将形上之“道”落实于形下之“气”的具体承载，更是将“道”在运动中所具有的生化万物的动力机制和生成态势开显出来，使宇宙创生有了逻辑展开的可能，进而认为世界万物都是阴阳之“气”相互冲和后的自然产物。

　　《淮南子》对“精气”说的发展，更主要的是体现在政治方面。它将“精气”说与儒家思孟学派的“诚心”思想结合起来，进而推阐自身的治国理念。《淮南子》用“精气”说对“诚心”进行新的阐释，强化后者的思想强度。它说：“赏善罚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诚也。故弩虽强，不能独中；令虽明，不能独行；必自精气所以与之施道。”这种贯通融合“精气”“诚心”的思路，彰显出《淮南子》会通道儒、以儒补道的汉代黄老特色，反映出其所具有的极为强烈的经世治国的时代精神。

　　《淮南子》对“气”的生命哲学审视，突出反映在对“气和”与“气越”的辩证思考中。对“气”的这种调控，表现为“血气”与“志气”的两种形式，前者是生理层面的，后者则是精神层面的。

　　《淮南子》认为“阴阳之情，莫不有血气之感”，而“血气”在世界万物中的体现，仅为动物与人类，“血气”使二者拥有旺盛的生命力，是其天性得以形成的关键自然条件。但人类与动物本质是不同的，“烦气成虫，精气成人”，因而对人类生命的存养来说，“血气”也就具有特殊的作用及意义。

　　《淮南子》的作者们具有丰富的医理知识，书中对“血气”在人体中的生理功能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在此方面，可说是远超先秦道家诸子。《淮南子》对“血气”失控之害表现出透彻的认识：“耳目淫于声色之乐，则五藏摇动而不定矣；五藏摇动而不定，则血气滔荡而不休矣；血气滔荡而不休，则精神驰骋于外而不守矣。”指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易于因外在的物质欲望，引发自身“血气”的“感动”不安，而“血气”之动又能引发人们错谬的现实行为。对此，《淮南子》指明解决之法，主张人们对“血气”采取主动的调控措施，使其与“五藏”“胸腹”保持协调，做到“气”“形”相宜。

　　在《淮南子》看来，“志气”和“血气”虽然都是“气”的具体表现，但并不能等同，因为“血气”侧重于生命的生理方面，而“志气”则是指主体精神上特殊的情感、意志、意识等心理反应。如果说前者通过人体的“四支”“五藏”发生运动，那么后者尽管与“五藏”也有一定关联，“气志者，五藏之使候也”，可实际作用却是经由主体心理活动来实现的。

　　因此，《淮南子》秉持老子“致虚极，守静笃”的养生理念，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力求避免“躁而日耗者以老”的弊端，做到“气志虚静恬愉而省嗜欲”，达到“静而日充者以壮”的良好状态。《淮南子》对“志气”之“充”“耗”的辩证反思，赋予道家生命哲学更为丰富的心理学内涵，显示出汉代道家对生命主体意识变化的极为深细的观察与思考。

　　“养气”与治国

　　由于在思想上既试图为西汉统治者提供一个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也力求为封建大一统帝国的长治久安，提供一种较为完备的理论学说，《淮南子》对“气”的存养问题，不仅从一般化的生命个体着眼，更是从政治化的生命个体出发来着重探讨，追求实现一种具有黄老治国义蕴的理想的“养气”状态。

　　在道家思想史上，《淮南子》是将“养气”与“为君之道”关联最为紧密者。在它看来，为君者在修身上要慎守“三关”，而这种对目、耳、口的生命存养，都与“气”相关，只有使自身之“形”和天地之“气”达到协调一致的状态，才能让“三关”守而勿失。《淮南子》立足汉代黄老立场，进一步融合先秦儒家思孟学派的心性思想，对“养气”作出治国化的理论阐发，要求为君者“怀天气”“调阴阳之气”，认为这是“五帝三王”时期的重要治国经验。在汉代好言“祥瑞”的政治氛围中，《淮南子》还将为君者的“养气”与其治国实践相关联，认为：“精诚感于内，形气动于天，则景星见，黄龙下，祥凤至，醴泉出，嘉谷生，河不满溢，海不溶波。”

　　在汉代思想家中，《淮南子》也是较早从“养气”视角出发，对专制君主政治中的君臣关系予以新的阐释者。一方面，它对君臣关系的形成与构建，以“气”之自然相生来说明其中政治的必然性和交互性，强调：“臣不得其所欲于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于臣也。君臣之施者，相报之势也。”另一方面，则认为现实政治中君臣关系的消极发展，也能从“气”的变化中来反映，指出：“天地之合和，阴阳之陶化万物，皆乘人气者也。是故上下离心，气乃上蒸，君臣不和，五谷不为。”《淮南子》以“气”的变化来阐释君臣关系，并将其灾异化解读的做法，对其后的汉代政治思想有深远影响。

　　《淮南子》对“气”的辩证思考与阐释远比其他同时代的思想家要丰富深刻。它不但重视汉代一般化的“养气”技术，有着“食气者神明而寿”的世俗追求，而且更重视对“养气”进行生命化的哲学反思和黄老化的治国阐发。这对中国古代道家“气”论学说的深化、拓展与丰富，具有十分特殊而重要的思想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