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光:谈谈儒学的根本精神及当代意义

2017-02-09 


儒学的根本精神

 

  对于儒学的性质定位及其根本精神,学界解说不一,或曰“伦理本位主义”,或曰“泛道德主义”,或曰“道德理想主义”。我认为,儒学是“以德为体,以人为本,以和为贵”而集道德、伦理、政治为一体的道德人文主义哲学,其根本精神就是道德人文精神。在儒家看来,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是有道德的。人生的根本意义和价值,就体现在对理想道德境界与完善人格的不懈追求之中。所以儒学所追求的,首先在于确立道德理性。但儒学的道德理性并不是脱离社会实践的道德空想,而是对人的价值的根本性肯定,是一种“以德为体,以人为本”的道德人文主义。

 

  如果将儒学的根本精神定位在“伦理本位主义”,就可能误导人们只重视外在的伦理秩序和人际关系,而忽略儒学的根本价值所在。而将儒学定位为“道德人文主义”,就能引导人们去发掘儒学的内在价值,指导人们树立道德理想、关怀人生意义,从而有助于建立一个以人为本、多元和谐的文明社会。

 

  儒学的根本精神决定了儒学的基本特性,即其道德理性、人文性、整体性、实用性和开放性。所谓道德理性,就是确立道德的主体性地位,人生与社会的终极理想以道德为依归。这是儒学最根本的特性。

 

  所谓人文性。就是强调以人为本,以解决社会人生问题为根本任务,关怀人的生死存亡。孔子“修己以安百姓”的君子理想,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以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荀子“权力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的君子德操,都体现了儒学的人文性。所谓整体性,就是以整体宏观地把握自然、社会、人生为理性思维的特色。如“天人合一,民胞物与”、“万物一体”、“知行合一”等观念,都是儒学整体性思维的表现。所谓实用性,表现为儒家“内圣外王,经世致用”的传统。儒学要求将道德修养落实到安定民生、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实践之中,而不是空谈道德。所谓开放性,表现为重视兼容和谐与开放变革。儒家认为社会是不断进步的,文明与物质的关系是辩证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大学》所引“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名句,正是一种开放的、发展的历史观。

 

 

  儒学的核心价值

  

  自从孔子奠定儒学的理论基础、创立儒家学派以来,经过历代儒者的阐明与发展,形成了一整套儒学价值观的观念体系。历代儒者对儒学价值观的认识与概述代有异同,既有历久弥新的常道,也有与时俱进的变道。

 

  据《论语》所载,孔子提出了20多个价值范畴,如:仁、义、礼、知、圣、孝、悌、忠、信、中、和、恭、敬、宽、敏、惠、温、良、俭、让、勇等,其中讲得最多的就是“仁”和“礼”。在孔子思想体系中,仁与礼为里表关系。仁是礼的内在依据,而礼是仁得以实现的外在形式。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即克制个人的欲望,使自己的一切言行都符合礼的规范,也就达到了仁的境界。仁表现为内在的道德自觉,而礼表现为外在的制度规范,是仁的外显形式及实现仁的手段。所以,我们可将孔子的核心价值观概括为“仁本礼用”。孟子继承了孔子、子思的仁学思想并有所发展,其核心价值观念是“仁义礼智”四端之心,认为“仁义礼智根于心”。荀子主张“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其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王霸兼用,礼法共治”。介于孟子和荀子之间的稷下儒家则提出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核心价值观。

 

  西汉武帝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阐发孔子的“微言大义”,并融合了法家韩非的三纲思想和道家黄老学的阴阳尊卑思想,提出了“三纲五常”论述。“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五常”指的是“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到了东汉由皇帝钦定的《白虎通义》将“三纲五常”模式化,于是“三纲五常”成为贯穿整个封建社会的儒家核心价值观。直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五四”运动提倡民主、科学以后,“三纲”思想由于不再适合时代要求而被淘汰,但“五常”并没有丧失其价值而得以保留,并在新的历史时期扮演核心价值观的角色。

 

  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儒学的核心价值观念受到民众的反思、尊重与接纳。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重新认识和推广儒学核心价值观是个相当紧迫的问题。

 

  我认为,“仁”是儒学价值观中最根本、最具普遍意义的道德范畴,是儒家的根本之道。“仁”是具有情感性、普遍性、族群本位性并可以付诸实践的儒学核心范畴。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即指“仁”是内在于人的心理自觉而外化为人的道德行为。“仁”的内涵既丰富又历久弥新:第一是指有“亲亲”、“孝悌”等基于血缘亲情的家庭道德情感;第二,指立足于人性之善而产生的“泛爱众而亲仁”的社会道德情感,又是一种具体的做人原则和治国之道;第三,指实践仁道的人。“仁者,人也”,“仁”就是以人为本,尊重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强调人的道德自觉,由此发展出现代人文精神。

 

  “义、礼、信、和、敬”是当代儒学最应提倡的五常大德,是仁的体现。”的本义指合宜,即合于仁的行为。“义者宜也”,基本含义就是追求合理、适时、正义、公正、公平。“”首先是德性原则,它是内在仁心、善性的外在表现,所以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同时,它还是规范人际关系、区分社会等级差别的准则与制度。“”指的是诚信,“诚”是讲“真实无妄”,“信”就是守这个“诚”,强调实事求是、尊重客观实际和信守礼法。“”即中和之道,强调的是不走极端,人与自然、社会、人与人的共生、共荣。《论语》说“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等等,都以“和”为大德。“”源于仁、合于礼,是一种行为态度,其内涵极其丰富:一指敬天,即敬畏天道,尊重客观,追求“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整体和谐局面。二指敬人,包括敬祖、敬师、敬友。敬祖即敬畏祖宗,孝敬长辈。所以“敬”是涵括“孝”的。三指敬事、敬业,就是要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兢兢业业做事。

 

  概言之,当代儒学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以“仁”为根本之道、以“义礼信和敬”为五常大德的“一道五德”价值观。

 

 

  儒学的当代价值

 

  儒学的核心价值对于当代治国理政有什么具体的启示意义呢?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理解:

 

  第一,儒学治国理政的思想资源对当代政治的启示意义。“以德治国”是历代儒家所提倡的政治理想,其基本涵义有三:一是正己正人;二是修德爱民;三是推行仁政、普及德教。传统儒家的“德治”与“礼治”融为一体、相辅相成。当今时代虽然是提倡民主、法治的新时代。但传统儒学的“德治”思想并没有过时。正如孟子所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理想的德法关系是“德本法用”,即德治为本,法治为用,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特别是孔子的“为政以德”、“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思想、荀子的“王霸兼用,礼法共治”思想、董仲舒的“德主刑辅”思想在当代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仍然具有指导作用。

 

  第二,儒学的廉政文化资源可以作为当代反腐倡廉的借鉴。孔子与历代大儒,都是廉政理论的倡导者与践行者。孔子“政者正也”一语,是千古不易的真理。其“修己以安百姓”、“礼,与其奢也宁俭”等主张,就包含了丰富的廉政思想。《管子·牧民》以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周礼》有考核官员的六计,即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都以廉德为核心。可以说,儒家的政治文化,是以廉德为核心的廉政文化。

 

  中国从改革开放到和平崛起,经济高速发展,社会长足进步,人民安居乐业,政治基本清明。然而,依然存在着腐败现象。反腐倡廉是当务之急。儒家丰富的廉政思想资源可为当代廉政文化的实践提供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例如勤政爱民、鞠躬尽瘁、廉洁奉公、淡泊明志、任劳任怨、慎独自律、以身作则、实事疾妄、刚正不阿、严惩贪官、设立言官等思想与制度,都值得继承与发扬。

 

  第三,儒家生态观对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借鉴意义。儒家生态观的基本原则是“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和谐用中、人文化成”。儒家开发自然资源的策略是“和谐用中”,主张爱惜资源、取用有节,禁发以时。在儒家看来,天地万物皆为一体,因此,作为“最为天下贵”的人类应当保持一颗仁爱之心对待天地万物,在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造福时,应当采取“适度开发”的态度,不可开发无度,竭泽而渔,以免破坏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在当今时代,人类追求现代化、不断开发自然资源的欲望是合情合理的,但人类必须认识到自然资源的局限性及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因此,必须顾及人类生存的整体利益和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采取适度开发、保护生态环境的战略与策略。儒家“斧斤以时入山林”的名言及其“万物一体,和谐用中”的生态观完全符合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应当在实践中长期坚持。

 

  儒家不仅重视人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共处,更重视人文生态的改善与提高。在处理个人与国家、社会以及人际关系时,主张摆正心态,仁爱为先,与人为善,这是君子和而不同和“恕”道的真谛所在,也正体现了儒学核心价值的当代意义。

 

  【来源:《人民政协报》;作者:吴光,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慧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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