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沌的新儒学——韩愈思想小议

2013-06-17 | 来源:《嘉应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02期

        后人多认为韩愈是孔孟之道的忠诚卫士,是儒家的忠实门徒,甚至给他戴上唐代大儒的桂冠。那是由于韩愈一生都在积极鼓吹儒学复古,甚至发誓“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①]。他自己也公开以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自居,多次作过“愈儒服者”的表白。


  其实,究韩愈一生的言行和创作,他的思想是相当驳杂和矛盾的,笼统地说他是一个儒者,并不能说明其思想特点,其倡导与奉行的乃是一种与传统儒家思想大相径庭的混沌的新儒学,其本质是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本文试图就韩愈思想的这一特点做简要的分析与探讨。

 

  1

 

  在神秘主义的封建神学弥漫的古代社会,肯定鬼神的存在,可以说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思想,《诗经》和《尚书》中就开始有许多关于天的阐述。天神的行踪甚至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天神还对万民的苦难了如指掌,起着惩恶扬善的作用,以至人间的福祸吉凶,国家社会的盛衰兴亡等所有事物的最后根据,都可以归结于天。孔孟对于鬼神之说虽无系统的表述,但从其言论中我们可以加以判断,那就是孔孟大体上也接受了这个传统思想,承认有一个超越人力的、神格化的“天”的存在。韩愈对于鬼神之说又是怎么看的呢?我们从韩愈的作品中得出的结论却是,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相当混沌的。


  首先,韩愈对鬼神迷信作了不少的宣扬,他在《原鬼》中提出了荒诞的鬼神之说,肯定了鬼神的存在,还在许多场合讲到天命:“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②]。“贤不肖存乎己;贵与贱、祸与福存乎天;名声之善恶存乎人”[③]。“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④]“盖上天之生予,亦有期于下地,盖求配于古人,独怊怅于无位。难得之而不能,乃鬼神之所戏。”[⑤]……此外,象《祭鳄鱼文》、《潮州祭神文》、《贺庆云表》、《为宰相贺白龟状》等文,都宣扬了鬼神迷信,阴阳五行、谶纬神学等极端唯心主义的思想。


  但是,韩愈一生又在不断反对鬼神迷信,他说:“食粟,衣帛,服行仁义以俟死者,二帝三王之所守,圣人未为有改焉。今之说者,有神仙不死之道。不食粟,不衣帛,薄仁义,以为不足为,是诚何道邪?……不然,则说神仙者妄矣。”[⑥]“蕲不死,乃速得死,谓之智,可不可也?……一筵之馔,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务鬼神,临死乃悔。”[⑦]


  除此之外,在他的《论佛骨表》、《谢自然》、《华山女》等诗文中,更是表现出浓烈的唯物主义思想倾向。可见,对于鬼神迷信,韩愈的言论充满了唯物与唯心的矛盾。我们当然可以把这看作是韩愈思想上的一种混沌,但更重要的是,韩愈不是一个思想家,他对于鬼神迷信这一问题的认识,并不是象思想家那样执着地探寻一个真实的答案,而是以实用主义的立场,按自己的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随意的阐释。从其上述言论的产生背景来看,韩愈肯定还是否定鬼神的存在,是根据不同的现实需要而定的。当他面对当时佛道盛行给儒家道统构成冲击、给社会民生造成灾难这一现实时,为了反佛反道,他否定鬼神的存在,表现出可贵的唯物主义思想倾向;但他为了建立儒家道统,为了使儒家道统神圣化,进而使之永恒合法化,他又讲天命,讲鬼神迷信以至谶纬神学,把儒家道统说成是天地鬼神的意志,是人力无法改变的。于是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在维护儒家道统这一基点上统一了起来。

 

  2

 

  人性是什么?这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哲学论题。孟子主张人性善,荀子主张人性恶,而孔子则认为“性相近,习相远”“唯上知与下愚不移”[⑧],在孔子看来,人分为上知、下愚和一般人三类,只有上知、下愚的性情不会改变,而对于大多数的人而言,人性先天大同小异,但后天发展方向各不相同。但人性到底是什么,孔子并未具体言明。


  自命为儒家道统继承者的韩愈在这一问题上同样表现出一种混沌的认识。首先,他直接承袭了董仲舒的性三品说,鼓吹天赋道德论。他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的人性则“善焉而己矣”;中品的人性“可导而上下也”;下品的人性“恶焉而己矣”,并认为“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则孔子谓不移也。”[⑨]


  天赋道德论,实际上就是要人们承认统治者有天赋的特权,老百姓只能逆来顺受,不可抗拒。韩愈鼓吹这种唯心主义先验论的人生观,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制度制造理论根据,他把人们的智愚差异说成是天生的,不可改变的,企图以此来说明人们在现实社会中的地位是不可改变的,从而肯定封建等级制度的合理性。


  然而,当韩愈看到学校教育不受重视,师道不盛不尊,人们都“耻学于师”,“师之道之不传也久矣”的现实时,当他为了推广古文运动而需要广召后学扩大群众基础时,他又提出了“人非生而知之,孰能无惑”[⑩]的看法,他说:“木之就规矩,而梓匠轮舆。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欲知学之力,愚贤如一初。由其不能学,所入遂异闾。两家各生子,孩提巧相如。少长嬉相聚,不殊同队鱼……三十骨骼成,乃一龙一猪。”[(11)]十分强调后天教育对人的善恶贤愚的决定作用。


  可以看出,当韩愈在强调建立儒家道统时,便搬出天赋道德论,鼓吹性三品说。当他要面对社会现实问题时,又反对这些谬论,强调后天教育的重要性。韩愈在对待人性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思想矛盾,正如他在鬼神迷信问题上表现出的矛盾一样,实际上仍是他为了现实政治需要而各取所需的结果,这就决定了韩愈既表现出浓郁的卫道色彩,又表现出朴素唯物主义的进步性。

 

  3


  韩愈在不少场合大捧孔孟,他批评荀子和扬雄对儒道是“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摆出一付卫道的架势,似乎只有自己才得到了孔孟真传;他在《荐士》诗中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对相传孔子修订过的《诗经》不敢议论,表面看,他把孔子奉若神明,十分尊敬。韩愈真是把孔孟看得那么神圣吗?他真是一个笃守儒家教义的圣徒吗?非也!他在《石鼓歌》中说:“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在孔子被追封为文宜王的唐代,韩愈敢说孔子是“陋儒”,敢嘲笑他编诗孤陋寡闻,不识好坏,拣了芝麻丢了西瓜。这种亵渎圣贤的大不敬的态度,哪里有孔孟之徒的影子?


  事实上,韩愈对孔孟儒学最大的不敬,还在于他并不完全赞同孔孟的思想和学说。


  儒家历来提倡孝道,这固然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后来愈发荒谬,造出了不少虚伪、残酷的诸如“父母在,不远游”,“避讳”“割股”等等孝行。韩愈在《讳辩》一文中引经据典,反对以避讳为孝行,表现了他对世俗的批判精神。他在《雩人对》中,也对“割股”的孝行提出了大胆的质疑:“母疾则止于烹粉药石以为是,未闻毁伤身体以为养。在教未闻有如此者。苟不伤于义,则圣贤当先众而为之也。是不幸因而致死,则毁伤灭绝之罪有归矣,其为不孝,得无甚乎?苟有合孝之道,又不当旌门。盖生人之所宜为,曷足为异乎?既以一家为孝,是辨一里皆无孝矣;以一身为孝,是辨其祖父皆无孝矣。”


  孔孟主张礼治,鼓吹仁义,韩愈尽管口头上也讲过不少仁义之类的话,但他对解决现实问题的主张却贯穿了法治思想。他一反儒家历来不讲五霸,羞言管商,在《进士策问十三首》中高度评价了管仲和商鞅,还进一步提出儒家之所以羞言管商,是“求其名”而不“责其实”,并把这种迂腐之见斥为“旧说”。他主张用武力征伐对待藩镇;主张用“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对待佛道;[(12)]要求将佛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13)]他还竭力主张明赏罚,他认为“兵之胜负,实在赏罚。赏重可令廉士动心,罚重可令凶人丧魄,然可集事。不可爱惜所费,惮于行刑。”[(14)]……这一切,无不背儒而就法。


  韩愈信奉儒学,又颂扬并主张法治,这看来是矛盾的,但从维护和巩固封建秩序来说,又是一致的。这是由于韩愈很明白,面对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要达到自己所追求的按儒家道统整顿统治秩序这一目标,不能只靠软弱无力的仁义说教,还必须采用法治的强硬手段。


  当然,韩愈的思想驳杂还远不止于此,比如孟子说能距扬墨,才能称圣人之徒,而韩愈却称禹、孔子、墨子为“二圣一贤”。[(15)]他强调儒墨互用,[(16)]他也曾推崇黄老刑名之学[(17)]等等,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4


  综上所述,韩愈的思想中,有不少儒家的东西,也有不少非儒家的东西;有许多唯心主义的东西,也有许多唯物主义的东西。这些复杂、矛盾的思想在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原则下,在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的基点上统一了起来。因此,韩愈所倡导的儒学,是一种既不同于先秦时期的孔孟儒学,又不同于宋代以后的儒家理学的一种合儒墨、兼名法,以儒为主,杂取先秦诸子的思想,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为出发点的实用主义新儒学。它不象先秦儒学那样带有维护行将灭亡的奴隶制度和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的色彩,也不象宋以后的儒家理学那样带有封建制度趋于没落时期的色彩,而是更多地带有封建社会稳定时期的色彩,这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基本上相适应的。长期以来,人们用“顽固守旧”来作为评价韩愈思想的基调,这对不是思想家的韩愈而言,似乎失之倾颇了。

 

 

  注释:
  ①《与孟尚书》
  ②《圬者王承福传》
  ③《与卫中行书》
  ④《答刘秀才论史书》
  ⑤《感二鸟赋》
  ⑥《进士策问十三首》
  ⑦《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
  ⑧《论语·阳货》
  ⑨《原性》
  ⑩《师说》
  (11)《符读书城南》
  (12)《原道》
  (13)《论佛骨表》
  (14)《论淮西事宜状》
  (15)《争臣论》
  (16)《读墨子》
  (17)《读歇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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