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书院

2013-12-02 

 

 

岳麓书院,是北宋时期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

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初期。北宋开宝六年(973),朱洞以尚书出任潭州太守,鉴于长沙岳麓山抱黄洞下的寺庵林立和幽静环境,接受了刘鳌的建议,在原有僧人兴办的学校基础上创建了岳麓书院。初创的书院分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其中“讲堂”是老师讲学道的场所,“斋堂”则是学生平时读书学习兼有住宿的场所。岳麓书院的这种中开讲堂、东西序列斋舍的格局一直流传至今。

宋太宗咸平二年(999),李允则任潭州太守,他一方面继续扩建书院的规模,增设了藏书楼、“礼殿”(又称“孔子堂”),并“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一方面积极取得了朝廷对岳麓兴学的支持,以促进书院的更大发展。咸平四年(1001)朝廷首次赐书岳麓书院,其中有《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等经书。当时书院学生正式定额六十余人。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经学家周式担任山长主持岳麓书院后,书院得到迅速的发展,学生定额愈百人,周式本人还得到宋真宗的召见和鼓励。到南宋的乾道年问,岳麓书院达到鼎盛时期。著名理学家张栻主持岳麓书院,他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办学的指导思想。在教学方而,提出“循序渐进”、“博约相须”、“学思并进”、“知行互发”、“慎思审择”等原则;在学术研究方面,强调“传道”、“求仁”、“率性立命”。从而培养出一批如吴猎、赵方、游九言、陈琦等有经世之才的优秀学生,湖湘学派多数学者也在岳麓书院学习过。一时间,大批游学的士子前来书院研习理学问难论辩,有的还“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当时的岳麓书院成为全国闻名的传习理学的基地。南宋淳熙七年(1180),张械去世后,朱熹、真德秀等人对岳麓书院的办学和传播理学,也表现出极大的热忱。朱熹还将《白鹿洞书院教条》作为正式的学规,颁于岳麓书院。

从元、明至清初,由于战乱,岳麓书院曾两度遭到焚毁,后来虽然得以重建和恢复,已不复旧观。清初,书院被禁。后康熙为了表彰理学,放宽书院政策。康熙二十六年(1687)御书“学达性天”匾额,并以十三经、二十一史、经书讲义等遣送至岳麓山。乾隆九年(1744)又御书“道南正脉”匾额送至岳麓山,岳麓书院又得以复兴。复兴后的岳麓书院,除了对斋舍屡加扩建外,其书院性质也由民办而逐渐演化为官办。随着乾嘉考据学的兴起,岳麓书院往往由从事诂经考史的著名汉学家主持,学习的内容也由理学转向经史考证,特别是在王文清主院期间,更以“群经教授诸子”。此后罗典任山长,“唯以治经论文,启诱后进”。道光年间巡抚吴荣光在岳麓书院增设“湘水校经堂”,专以研习汉学为主。岳麓书院的最后一任山长是王先谦,他是清末湖南著名的经学家。

清代的岳麓书院,集聚了一代学识博洽、德高望重的大师,培养出诸如王夫之、陶树、魏源、左宗棠、胡林翼、曾国藩、郭嵩涛、李元度、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等著名的湖湘学者。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新政之议的呼声中,延续了近千年的岳麓书院正式改为湖南高等学堂。

(舒星摘自庞朴《中国儒学》卷二,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

链接1:岳麓书院魅力何在?(朱汉民)

岳麓山因为拥有一座千年不朽的庭院浸润着丰富厚重的历史文化,成为中国的一座文化名山。一千多年来,一代又一代儒家士人在此开拓经营,精心构筑这个能使自己静心读书、安顿心灵之所,使其独具光彩地呈现在中华文化宝库中。

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访者在此流连忘返。岳麓书院萌芽于唐末五代,那时还只是一些读书人汇聚读书的临时之所。北宋初,岳麓书院才成为一所教学设备完备、管理制度严谨、学术空气浓厚的高等学府,并成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以后,由于一代代学术大师、教育名家的苦心经营,岳麓书院遂成为历代著名书院中规模最大、规制最完整、人才培养最多、延续时间最长的“千年学府”,堪称中国书院史的典范。

岳麓书院的独特魅力在哪里?首先在于她是中国古代儒家士人文化的形象代表和典范。这里典雅优美的古建筑群是儒家士人的人文理想、心灵世界的体现。在这座曲廊相连、亭台相望、绿荫碧水的古老庭院漫步时,其实正仿佛步入古代儒家士人的心灵深处。孔子说:“士志于道。”几千年来,中国古代儒家士人心灵深处的“道”,既体现出他们对超越理想的精神向往,又体现出他们对现实社会的入世关切。一方面,岳麓书院处处体现出一种超世脱俗的精神境界的追求。无论是书院周围的碧波湘水、红叶麓山、清风峡谷的自然风景,还是一块青瓦、一支梅竹的人工环境,无不体现出经营者那活泼的心灵自由与超脱的人格精神。我们发现,儒家士人的自由心灵与岳麓书院的山水草木是那么和谐地融为一体,我们几乎说不清楚哪里是自然哪里是人文,而其实这正是儒家士人所追求的“天人合一”。另一方面,岳麓书院又处处体现出儒家士人对经世济民的入世追求。本来,岳麓书院最有成就、最有特色之处就是她在一千多年历史中所培养的士人群体,他们在历史的重要时刻,勇于承担知识创新、社会道义的责任,这种经世情怀来于母校的传统——朱熹“忠孝廉节”的院训与张栻“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的教诲,激励着一代代儒生的忧国忧民、经邦济世之志。可以说,你如果读懂了岳麓书院的文化内涵,你也就理解了儒家士大夫的精神结构,洞察了他们隐秘的心灵世界。

岳麓书院还体现出儒家士人所独具的“雅”的精神情趣与审美取向。不管是主体建筑,还是碑匾对联,抑或是漏窗石凳,都体现出典雅别致的生活情趣。教学、藏书、祭祀的三大部分均朴实无华,整个建筑格局给人一种清新淡雅、爽朗怡人的感觉,引导在此的人勤于问学求道,精于修身养性。讲堂是书院的核心建筑,前有大门,左右有斋舍、百泉轩、湘水校经堂,后有御书楼,既严谨又雅致。书院最有特色的是,几乎每一个院落、每一栋建筑的门、柱、檐、枋等,都见对联匾额,把书院简洁质朴的建筑装点得韵味无穷,书院千年的文化、千年的历史、千年的精神就凝聚其中。而园林中的几个石墩,几棵古树,廊轩墙壁上几处漏窗,更是给原本淡雅的书院增添了几分妩媚。

今天,当我漫步在这山间庭院,总想回溯这座文化遗迹的发展历程,总想弄清这座千年名院的文化内涵,总想透过这座文化名山、历史名院而深窥深厚博大的文化生命。岳麓书院不仅是中国古代知识群体成长、繁衍的精神家园,今天依然是中国传统国学教学和研究基地,延续着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的功能,而且也让现代人得以跨越时空,感受儒家士人的心灵奥秘,或许这正是书院的精神魅力之所在。

(来源:人民日报    编辑:邹艳》

链接2:千年岳麓:唯有源头活水来(朱汉民)

在中华大地上,有一所古老的学府,从宋初开始办学,延续至今,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千年学府。在这所学府里,经一代代书生苦心经营,使它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人才的摇篮,学术思想文化创新的基地。

在中华民族遭受苦难之际,这里走出了谭嗣同、陈天华、黄兴、蔡锷,倡导最前沿的思想文化,推动社会变革;当国家发生“天崩地解”式的剧变关头,这里站出了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李达等,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民族和国家的栋梁。

这就是世所罕见的岳麓书院。

几百年来,书院人才辈出,经久不衰,绝非偶然。无论立院之根,处世之本,还是讲学之道,育人之术,书院都有它的伟大和神奇之处。

岳麓书院为何能绵延千年办学不绝?一代代书生在这里倡导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它又以怎样的文化传承与创新体现出中国知识群体的精神历程?

岳麓书院的历史源流

据历史文献记载,唐末五代智璇等两个和尚,推崇儒者之道,割地建屋,购书办学,形成了一个学校的雏形。北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正式将它扩建为书院,于是岳麓书院成为了具有一定规模的高等学府。咸平二年(999年),潭州太守李允则重新扩建书院,使岳麓书院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咸平四年(1001年),他上奏朝廷为岳麓书院修广舍宇,并请得了国子监的典籍。李允则的扩建,标志着岳麓书院讲学、藏书、供祀三个组成部分的规模已经形成,同时包括学田设置的开始,从而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局。

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周式任岳麓书院山长。周式办学成绩卓著,闻名天下,故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受到了宋真宗的召见。周式学行兼优,真宗要任命他为国子监主簿,留在宫中讲学,但他无心留在朝廷做官,坚持要回岳麓执教。真宗为其精神所动,只得答应他的回山请求,赐给其内府书籍,并书“岳麓书院”匾额。

北宋后期,岳麓书院在地方教育体制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被纳入到了“潭州三学”的教育体制之中。《宋史·尹谷传》、明代所编《岳麓志》中有“三学”的记载。所谓“三学”,即指潭州州学、湘西书院、岳麓书院三位一体,分成三个等级,学生通过考试,以积分高下逐级安排升舍。官办州学学生考试成绩优良者可升湘西书院,最高者方可升岳麓书院。岳麓书院成为“三学”中的最高学府,反映了它在教学水平、教学质量方面,已高居于州学之上,这是它能够延续900多年办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从北宋开始,它名副其实地成为地方的高等学府。

南宋是中国书院制度的成熟、繁荣时期。南宋书院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理学思潮和书院制度的密切结合。理学是一种哲学化的儒学,理学家们为了振兴儒家思想,建立了一个以儒家伦理为核心,并吸收佛道两教宇宙论和思辨方法的理论体系。理学家们利用书院作为自己的学术基地和教育基地,使书院得以蓬勃发展。岳麓书院在南宋走向鼎盛,也与理学思潮的相互影响分不开。南宋乾道元年(1165年),刘珙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开始修复岳麓书院。岳麓书院修成后,由张栻主持书院教事。张栻和朱熹、吕祖谦齐名,并称“东南三贤”。他为这次重建岳麓撰写了《岳麓书院记》。他主教书院之后,除了继续实现其教育功能外,又增加了学术研究的功能。在教学过程中,张栻和学生一起讨论学术上重要的疑难问题,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

与此同时,其他学派的学术大师也在岳麓书院展开学术会讲。当时湖湘士子闻风而动,纷纷来此研习理学,形成了一个学术主旨接近、且有一定规模的湖湘学派,在南宋政治界、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成为闻名全国的理学基地,为理学思潮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成为湖湘学派的基地后,它的办学规模、成就和影响均进一步扩大,并发展到了它的全盛时期。

元朝时期,岳麓书院仍在绵延办学。岳麓书院的教学体制恢复后,由朱熹、张栻所奠定的文化教育传统也得以继承和发扬。明代岳麓书院教育还有进一步发展,规制更加完备。尤其是明中叶以后王守仁及其弟子们纷纷来岳麓书院讲学,他们所倡导的心学思潮对岳麓书院的学术、教育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清朝是中国书院的演变、普及化时期。清初,岳麓书院更多地得到官方的支持。因此,书院的院舍建设、经费收支、管理体制等方面都有进一步发展完善。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春,康熙所赐御书“学达性天”匾额,并十三经、二十一史、经书讲义遣送到岳麓书院。雍正十一年(1733年),雍正发布上谕,扶持一些省会重点书院,称之为“省城书院”。岳麓书院名列其中,进一步确立了它作为湖南地方高等学府的地位。乾隆八年,乾隆赐御书“道南正脉”匾额,以表彰书院传播理学之功。

清代岳麓书院不仅有理学传统的深刻影响,还受经学传播的影响。乾隆以后,由于乾嘉学派的影响,一些从事诂经考史的经学家主持书院,他们在岳麓书院研究和传播经学,并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同时反映了清代的学术特色和成就,使岳麓的学术风尚发生了一定变化。如经学家王九溪主院,很注意培养学生“通晓时务物理”和诂经考史的务实学风。道光时,更有湘水校经堂设置,它不课时文,专习经史,成为岳麓书院的一个组成部分,开辟了经学研究的基地。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多年,中国进入社会急剧变革的近现代,中国的教育体制也处于不断变革的过程中。后来,遂有废书院兴学堂、废学堂兴学校的不断变革发展。晚清以后,具有悠久办学历史的岳麓书院面临变革学制的重大转折。从1903年至1926年的20多年时间里,发生了“岳麓书院——湖南高等学堂——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湖南大学”的学校更替,终于完成了从古代书院到现代大学的学制变革。从古代岳麓书院到现代湖南大学,既反映出教育体制变革的必然趋势,又充分证明中国有着绵延不绝的高等教育发展历史。

传统教育理念的凝聚

几百年来,书院人才辈出,经久不衰,绝非偶然。无论立院之根,处世之本,还是讲学之道,育人之术,书院都有它的伟大和神奇之处。

岳麓书院的精神坐标和价值体系,受唐时湖南老乡周敦颐影响甚大。正所谓“吾道南来,原是濂溪正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江余波”。周先生主张在学术思想上要有自己的特色和主张,一是强调以性为宇宙本体,从人性、物性中寻求万物所共同的性;二是重践履,倡经世务实学风,反对离开实用空说性命;三是不偏一说,主张融汇众家之长。这一切,都为岳麓书院扎下健康而茁壮的文化根系,以后的枝繁叶茂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学院繁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院善于找到与理想与现实,特别是与统治者妥协的平衡点。在保持相对学术独立性的同时,又积极寻求官方的认可和鼓励,这实在是一个聪明的做法。学院在理性地认可现实统治的基础上,很明智地把持着办学的自由和学术的方向。于是,历代统治者多有褒奖,学者也终有了一个相对言论自由的学术平台。北宋真宗皇帝召见山长周式,颁书赐额,书院之名始闻于天下,有“潇湘洙泗”之誉。南宋张栻主教,朱熹两度讲学。明代中后期,明世宗御赐“敬一箴”,王阳明心学和东林学派在此传播和交流,明清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王夫之在此求学,清代,康熙和乾隆分别御赐“学达性天”和“道南正脉”额。

众所周知,岳麓书院自创立伊始,即以传播学术而闻名于世,而对理学的传播和发扬尤为突出。对于理学,今人依然存在着明显的偏见,总会轻易扣上“唯心主义”的大帽子。其实,哲学世界,绝非唯心唯物划分这么简单。这些艰深的思辩命题,还是留给哲学家来解答。先贤们勇于对世界进行多样的思考和深刻的了解,自由讨论,平等交流,我以为这种精神和气氛在中国实在难得。

岳麓书院另一个伟大之处便是“会讲”制度。所谓会讲是岳麓书院的一种学术活动,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派在或大或小的范围里进行探讨和论辩,学生也可旁听,既推动了学术又推动了教学。想想看,聆听大师们精妙的语言,体验“思辩”的乐趣,探求人性的秘密,对于老师,对于学生,都是一件多么高尚,多么快乐的事呀。这样自由、开明的学术氛围,在中国文化史上并不多见。当年学院举行“朱张”会讲时,“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就学者更是“座不能容”,“饮马池水立涸,舆止冠冕塞途”,想象当年这些鲜活而热闹的情景,便是今天看来,依然是一件令所有文化人感动激动和愉快的文化盛事。

学院的伟大之处,还在于教育回归纯真的目的。从精神层面讲,学院期望通过教育恢复人性、激发人性更善、更美的一面。正如朱子所说“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或“唯学为能变化气质耳。”从文化意义上讲,学院要求学生“读书有良法”,研习经史子集,通晓时务物理,注重道德规范,从而明理有为。需要指出的是,学院既有尊崇传统的文化坚守,又有“与时俱进”的明智变通。譬如在学术方面,宋明时岳麓学术以朱张之学为宗,清代时则主要传授儒学和汉学,而清末维新变法思潮兴起时,书院也开始了新学的传播,加了不少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

纵观中国文化史,这样的书院真是“独此一家”,它集天道、地脉、人缘、文气于一体,树人无数,兴盛千年,这是中国文化的幸事,也是湖南人的幸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恰是因为这座书院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力量,湖南的“兴邦人杰”才会如此密集,这般茂盛。

(来源:《国学》2011年第2期  编辑:邹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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