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并列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诸多重要元素，其中包括“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这是中国人处理自身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基本立场，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核心精神。“讲信修睦”塑造了中国人亲诚惠容的道德秉性，“亲仁善邻”则是中国人对待他人与世界的基本原则，这一交往之道历经数千年而经久不衰，奠定了中国人最深沉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基因。

　　讲信修睦的道德准则

　　“讲信修睦”最早见于《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说文解字》的解释是：“信，诚也。从人从言。”“信”作为会意字，表示“人言为信”。讲信是修睦的前提，修睦是讲信的结果。

　　“讲信”是中国人立身处世的基本准则。孔子赋予“信”极高的地位，认为“信”是君子立身之本。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是君子的基本道德准则，正如车上辕木与横木间的接榫一样，无“信”则无以在社会立足。孔子按照“文，行，忠，信”四个方面的标准来教育弟子，将“讲信”作为修炼理想人格的途径。在儒家思想后来的发展历程中，将“仁、义、礼、智、信”作为“五常”。“信”在传统社会的价值排序中处于较高地位，是君子修身的德性基础。

　　讲信修睦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前提。“信”作为一种自我修养，关涉到自我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确立。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中，“信”并非只是局限于内在德性，而是有着较强的相互性，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规范。孔子把“信”作为朋友之间的基本道德原则。在和学生们讨论志向的时候，孔子的理想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里将“信”作为友人交往之道，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中就有反思“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这种朋友之谊层层向外扩展，进入到社会层面，人与人之间彼此信赖、团结合作，才能造就和谐的社会关系。

　　讲信修睦是治国理政的本质要求。孔子将“信”作为治理国家的重要条件，“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其中，“敬事而信”就是要求恭敬严谨地对待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讲究信用，不欺愚百姓。在《论语·颜渊》篇中，子贡问治理国家的条件，孔子给出的回答是：“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当子贡继续追问，如果一定要去掉其中的一项该如何选择时，孔子的回答是先“去兵”，再“去食”，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在孔子看来，物质条件对于治理政事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百姓的信任，再多的粮草军备都没有用。因此，取信于民是成就事功的重要基础。在中国人的政治理念中，“信”是“任”的前提和基础，所谓“信则人任焉”。因此孔子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只有坚守诚信，才能天下归心。正所谓“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履信就需要顺应天道，以追求正义作为讲信的核心目标，这样，“信”就具有了普遍的道德意义。

　　亲仁善邻的处世之道

　　“亲仁善邻”最早见于《左传·隐公六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说文解字》对于“仁”的解释是：“仁，亲也。”因此，“仁”与“亲”是可对译的。“仁”是儒家的核心精神，奠定了中华传统的道德价值的基本底蕴。孔子在不同场合阐释过“仁”，在儒家思想中，“仁”具有多层次内涵。首先是情感内涵，孔子将“爱人”作为仁的基本要求。这种践行仁德的主动性并不在于外在压力，而在于自身的内在动力。因此，孔子强调“为仁由己”，并指出了达到“仁”的途径：“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这种“仁”体现在对待他人的态度上，则是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以忠恕之道待人，甚至能成就他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亲仁”是邻里和谐的情感条件和道德基础。中国人对待邻里关系的态度是“远亲不如近邻”，和睦的邻里关系是理想生活状态的重要条件。“亲望亲好，邻望邻好”，中国人对亲人和邻里怀有美好的祝愿和期望。这种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亲缘、地缘关系逐渐向外推演，便可延伸到天下，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善邻”由此而具备了普遍性的意义。

　　亲仁善邻是中国传统国与国之间交往之道的基础。中国传统政治秉持“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理念。《孟子》中记载了齐宣王与孟子的一段对话。齐宣王问：“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只有仁爱的人才能够以大国的身份服侍小国，而不是以大欺小、弱肉强食，而只有乐行天命，才能保有天下。因此，“亲仁善邻”所秉承的基本逻辑就是“以和为贵”，但“和”不是要求同质性，而是尊重差异性，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在此基础上达到和合共生。中国历史上对周边的地区和族群绝少采用征服、掠夺的方式，而是更多采用“修文德以来之”的态度。即便在最鼎盛的时期，中国也从来没有建立过海外殖民地。这种以友好和平作为前提的交往原则构建了“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

　　讲信修睦、亲仁善邻交往之道的核心精神

　　在中华传统文化对于理想政治的构筑中，“讲信”与“亲仁”都是基本的道德标准，从个人的内在自我修养到外部交往关系，有着清晰的逻辑链条。管子曰“诚信者，天下之结也”，孟子讲“仁者无敌”。在这样一种“信”和“仁”的交往原则浸润下，小到个体关系之塑造、家庭关系之培育，大到社会关系之形成、国际关系之构建，美好高尚的交往之道滋润着人心道德，天下和谐之景应运而生。在中华传统文化的世界中，“讲信”与“修仁”已不单纯是道德层面的修养，而是通往理想社会的途径。“讲信修睦、亲仁善邻”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精神，塑造了中国人的道德准则和社会生活，对于当代社会发展、国家治理、国际交往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以立德修身为基础的道德性。“讲信”与“亲仁”是中国人道德修养的价值基础。《尚书》中讲：“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上天不会对某个人、某个部落、某个民族特别偏爱，只会辅助有德之人、有德之邦，中国的政治文明传统由此确立，即以道德秩序作为基础构建政治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阐释中华民族禀赋、中华民族特点、中华民族精神，以德服人、以文化人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种吸引力正是基于道义上的感召力和文化上的凝聚力。所谓“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直到今天，这种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内核的担道精神依然是中国人矢志坚守的价值追求。

　　以和合共生为特质的包容性。中华文明是由内部差异巨大的多个族群构成的复合体系，正是在“讲信”和“亲仁”的基础上，以高度包容的态度不断化解冲突、凝聚共识，才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汇聚百川、融成江海，通过文化认同凝结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国自古以来就同很多民族和地区不断交往，中华文化对待异质性文化的态度，是以“向内凝聚”的方式将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而非以“向外扩张”的方式用一元文化取代多元文化，由此，中华文明才得以绵延不绝，中华民族才得以生生不息。

　　以“天下主义”为愿景的和平性。中国在历史上就有“天下主义”的关怀，是追求和平与稳定的文明型国家，诚信友善、成人成己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这也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不会走依靠殖民扩张、征服掠夺，靠向外输出战争、攫取他国资源的发展之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也不会让自己行得更远。”中国人倡导诚信友善，反对党同伐异；倡导合作共赢，反对零和博弈。放眼今天的世界，面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日渐蔓延，面对以邻为壑、转嫁危机，中国的“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理念和文明实践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正以积极的姿态为破解人类共同面对的发展难题、安全难题、治理难题，探索世界更美好的发展前景，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