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蕴发轫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并结合具体实际情况，经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渐次熔铸成新的时代思想，成为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底蕴的内在逻辑具有重要意义。

　　“民惟邦本”思想奠定了文化基调。《尚书·五子之歌》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旨在强调民为社会的根底，唯有安民才能固本，国家才会昌盛。《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从不同角度强调重民爱民思想，昭示出人民与社会稳定发展存在紧密关系。中国共产党从人口规模巨大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国情出发，坚持“人民至上”的宗旨，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实现，得益于干部的为政之德。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指出了儒家以德治国的精神要义。传统文化中，读书、修身、立德，不仅是立身之本，更是从政之基。从这一角度来讲，以“民惟邦本”为代表的民本思想，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有着内在的契合逻辑，形成了坚持人民至上的历史轨迹。

　　“天下为公”思想奠定了文化追寻。《礼记·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进入新时代，从改善民生和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角度，中国共产党人秉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理念，在养老、医疗、托幼、住房、教育等领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十四五”期间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到2050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现代化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义利合一”思想提供了文化取向。《管子·牧民》中有“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意思是百姓的粮仓充足，丰衣足食，才能顾及礼仪，重视荣誉和耻辱。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亦说过：“立人之道曰义，生人之用曰利。出义入利，人道不立；出利入害，人用不生”。亦即人的立身之道是正义，满足人的生活需要的是利益，二者需要有机结合。“义利合一”思想为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提供了传统文化基础。当下，将“义利合一”思想融入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要在不断夯实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物质基础的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不断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将文化自信、科技创新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融合，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文化凝聚力。

　　“天人合一”思想凝练了文化特色。《易经》中强调三才之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不仅有人之道，而且人之道的作用就在于“成万物”，故处于三者中心的地位。三者如何协调发展？《荀子·王制》中指出，“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注重林木培育更新才能使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注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坚决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控，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因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生态思想的当代诠释。

　　“和合共生”思想勾勒了文化愿景。《尚书·尧典》指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种以德为核心的和谐，自家族、社会开始，直至协调万邦诸侯的利益，让各个邦国都能和睦相处。以和为贵的思想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关于和平发展思想的构建具有重要价值。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都体现了中国追求与世界命运与共、和合共生的相处之道。中国式现代化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脉，是中国式现代化形成与发展的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在形成与发展的历程中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获得智慧。